周建人/文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１９１９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漂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 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 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 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 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 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 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 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而周作人只求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 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成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为他们养老送终；但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 来了。
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好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须会触犯奴 隶主，连不觉醒的奴役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击。他是爱孩子的，可是，却连孩子也不让他 爱。鲁迅对我说，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 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
十多天后，即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
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买西三条胡同的房子。他是知道我刚进商务印书馆，待遇是十分菲薄的，不过，他这时实在非常窘困，身 上已不名一文了。他东借西凑，到处奔波，又是买屋修屋，终于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５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
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１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 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 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
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 呢？从八道湾来说，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 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族，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
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然而，这并没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１９２５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 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鶺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 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 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 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居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 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 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惟一臣民。
素来勇猛的鲁迅，对兄弟之间的一些误解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具妥善的办法来。
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谊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吧！”鲁迅不作声了。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０日）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