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君彦
编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
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
识分子在1949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
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
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 年(1949-1973 )我与她的婚姻于
「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
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
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
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
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
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
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
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
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我不再沉默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
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
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
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
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
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
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
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
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
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
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
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
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
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
情讲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
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如今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
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
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
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
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
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
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
一」。
「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1959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
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
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
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
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
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
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
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
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
论被说成是
「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
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
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
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
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
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
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
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
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
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
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
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
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
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 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
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
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
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
「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
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
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
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
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
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
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
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
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
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
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
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
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
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
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
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
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
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
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
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
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
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
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
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
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
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
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
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
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
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
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
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
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
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
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
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
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
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
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
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
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
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
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
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
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
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
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
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
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
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
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现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
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
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
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
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
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
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
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
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
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
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
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 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
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
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1967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
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
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
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
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
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
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
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
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
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
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
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
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
吗？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
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
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
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
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
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
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
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
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
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
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
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
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
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
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
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
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
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
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
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
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 (指她
生 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 岁
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
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
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
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
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
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
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
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
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
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
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
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
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
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
今与我相恋8 年，结婚10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
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
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
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
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
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
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
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
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
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
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
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
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
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
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
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
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
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
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
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
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
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
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
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
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
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
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
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
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
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
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
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
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
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
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
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
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
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
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
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
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
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
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
等了8 个年头。8 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
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3)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
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
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
相勉励，共同进步。
两地书鱼雁传情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
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 1951 年，北大、清华、
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
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
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
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 1950 年起到「文革」
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
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
而更炽热了。
1957 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 52 年院系调
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
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
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
递相思之苦。 1964 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
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
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 1966 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
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
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
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
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
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 1952 年我提前
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 53 年被选拔为北京
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
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
至退休。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 1952
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 53 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
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
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
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
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
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
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
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 1953 年我俩肯定了
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
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
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
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
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
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
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
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
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
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
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
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
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
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
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
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
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
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
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
「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
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
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
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
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
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
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
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
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
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
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
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
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
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
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洪君彦和他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去年三月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本叫做《我的非正常生活》（海南出版社）的新书，
甫出版，立即哄动全国，荣登各省各市的畅销书排行榜，即使在读书风气不盛的
香港，依然卖得好。这样的一本书，页数很薄，内容却很「厚」，因为它既述说
了作者四十年的当代经验、也忆及了作者近百载的家族传奇，它既摩登又传统、
既活泼也沉重，几乎每个世代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得到足以引动自己兴趣
的材料和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洪晃。
洪晃是名人，更是名人之后，言谈幽默的她曾替自己取了一个有趣的浑号﹕名门
痞女。
洪晃的外祖父，来头大，就是生于清末、走过民初、经历解放、熬过文革，最后
以九十三岁高龄病逝于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洪晃的母亲，来头也不
小，就是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语补习老师、曾于七十年代参与过不少重要
外交任务的章含之。洪晃的继父，来头也重要，就是曾被誉为「自周恩来之后最
出色的中国外交官」的乔冠华。洪晃的生父洪君彦，一般人恐怕不太熟知，但在
中国学界却是响当当的人物，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即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历任
教授、研究室主任、系主任、学术委员等职，主授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等课程，
桃李满门。至于洪晃本人，出生于一九六一年，十二岁以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
学生的身分赴美读书，廿五岁那年返回中国，担任跨国企业的驻华代表，其后自
立门户，搞网站、办杂志、写文章，成为名人﹔她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第
一次嫁给一位美国律师，第二次嫁给中国导演（陈凯歌），第三次嫁给一位法国
官员，在她眼中和笔下，「男人分两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结婚
前用上半截，结婚后露下半截。凭着这样的家世和经历，加上生动的文笔和风趣
的意念，洪晃这本自传成分甚重的《我的非正常生活》能够吸引数以十万计的读
者掏腰包，绝对不是一桩太难理解的事情。
洪晃的书，每篇文章都很短、每个句子都不长，但三言两语已能清晰勾勒她眼皮
底下的人物和她脑海深处的记忆。当述及少年往事，洪晃用不同的篇章描述了父
亲母亲以及父亲母亲的离异， 其中道﹕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
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
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我曾经向他抱
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
了，干吗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
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话虽如此，父母离异终究是洪晃一桩挥不去的童年憾事，所以她也说﹕「从小时
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
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上假装睡着，听我爸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
推门进去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
的记忆。其实从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过公园、划过船，但在记忆
中这些一点没有。」她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父母离异后的那一天。「那是一个最不
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
了，但我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
家胡同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
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
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
个小孩的感情。当天晚上，她带我看马戏去了，那时候马戏的票多难弄啊，那是
外交部招待外宾的票，就在主席台后边。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
场。回家我一个人一间屋，躺在那儿还在哭。」
就这样，洪晃成长了。
母亲说对于女儿笔下的离异往事，母亲章含之倒是绝少提起。
章含之于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写了好些自传文章并结集出版了一册《跨过厚厚的大
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其中从没出现过「洪君彦」三个字，文章内容主要
是纪念第二任丈夫乔冠华并替两人在文革后期所遭受的政治风波呼冤喊屈，当述
及离婚事宜，她唯一描述的场景情节是，一九七二年九月，有机会见到毛泽
东﹕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我说，『我的
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
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
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
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
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
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
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是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
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
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
『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
另一段略为提及离婚事宜的文字则是﹕「在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
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
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
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
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握着话筒的手
禁不住颤抖……」
就这样，章含之变成乔夫人，外交才女嫁给外交部长，一起踏入惊涛骇浪的另一
个政治十年。
父亲说洪晃说出了她的故事，章含之也说出了她的故事，现在，轮到洪君彦
了。
1992年，洪君彦教授于北大经济系退休，三年后，移居香港，一住将近十年，跟
六百万香港人同呼吸同生活，对于前事旧憾以及章含之所忆述的离婚版本，本不
愿提。理由﹖据洪教授的说法是，「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
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
含之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可是，前阵子他忽然改变了主意。理由﹖据洪教授的说法是，「自一九九三年至
二○○三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
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
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
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自一九九三年至
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
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
楚。』一九九五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
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
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
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
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
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就这样，洪君彦于去年底开始写写停停，在提笔里痛苦，在痛苦里提笔，终于完
成了两万字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投给报社，细说前尘，希望替自己讲几
句实话、替历史留些材料。
《我与乔冠华》的内情
京城孤魂
章含之本属于靠“特殊身份”（不排除还有特殊手段）在文革中迅速窜红的那类
爆发户。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物在文革后大多都隐声匿迹，不愿当众提起当年那些
糗事。例如曾是章氏的“朋友”兼“敌人”的王海容，就始终拒绝采访和写回忆
录。而出身和职务都不如王海容的章含之却偏偏不甘寂寞，近年来不断写书和文
章，并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洋洋自得地张扬当年那些“光辉经历”。既然本人都
对那些往事引以为荣，我等也就没有必要避讳，就以她自己写的《我与乔冠华》
（北京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回顾一下她在外交部“神秘而又辉煌”
的历程吧。
章在该文里借对章士钊说的话自我吹嘘，说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取
得的。然而下面一段话却露出了马脚：
“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
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
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
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
去，当发言人。’”（引自《我与乔冠华》）就这样，一个针织厂的工人，摇身
一变成了中国的“女外交家”。这就是章含之所谓的“奋斗成功”！
毛为何对章如此关怀备至呢？原来1963年，毛七十寿辰，章士钊带章含之去赴毛
的家宴，马上被毛看中，要其每周到毛的住处“教授英语”。要说章含之确有过
人之处，全国那么多英语泰斗，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偏偏毛一个也看
不上，而仅短短一个家宴，也无经过“业务考核”、“政治审查”，这个20多岁
的女人就稳稳当上了当今圣上的“老师”！真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既然是
“英雄”，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章写道：“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
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靠通天出名，不提也罢！）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
起。小唐（不是唐闻生）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
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
级。”（引自《我与乔冠华》）小唐奋斗了20多年，反给刚进外交部不到3年的
人当了下级。不到三年，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这就是章含之所谓自己奋斗开创
事业的“英雄业绩”。章的“奋斗成功”，地球人都能看得出这里面的奥秘。毛
泽东对章的关心可以从文革初期毛泽东让秘书给章打的电话中窥知一二：“主席
说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
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有空再见你。”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毛对章
的关心真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在一次公开场合上，“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
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
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奇怪，怕人知道，偏偏有人知道）你为什么
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章含之）生活中的
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
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
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楞
楞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
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
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引自《我与乔冠华》）最高指示，当然要坚决落实。章与前夫洪君彦奉旨离婚
了（参见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在办理离婚期间，章含之随乔冠华率领的出国代表团一起出国。一天晚上，众人
在乔冠华住处消遣完后，告别离去，“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乔冠华）突
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京，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
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
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
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引自《我与乔冠华》）后面的事
情，章含之没有写，但章含之承认，自从那晚之后，章、乔的关系有了飞跃的发
展。
有了乔这层关系，章的离婚更是非办不可了。当离婚手续办妥之后的“第二天凌
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章含之）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
息，派人送来了一箱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
己解放自己了。”（引自《我与乔冠华》）深更半夜急如星火般地专程派人为离
婚送苹果，足可显示毛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离婚后，章与乔的恋人关系也公开了。“然而，我（章含之）在幸福之时却全然
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朗感情逐
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
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
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
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引自《我与乔冠
华》）章含之在此处这样写，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草民不敢妄猜。姑妄听之
吧。
毛既有旨意，章也就不敢任意擅为。“就在我（章含之）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
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
结在一起。那大约是8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
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
影样片。……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
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
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
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
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
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悼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
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
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
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
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
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
床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
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
不到我他就借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
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
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舌不很清楚地说：‘你
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引自《我与乔冠华》）这段文字存在着多处
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1、乔冠华作为外交部长竟然会不知道属下参加毛的外交
会见？有这么失职的外交部长吗？2、即使当时不知道，问值班室时也肯定告诉
他了，何至于为属下的正常工作借酒浇愁？3、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章含之
怎么连接见的哪国元首都写不出来，难道会忘记了？4、外交部值班室都接不通
大会堂的电话？这叫什么外交部？5、根据章的文章，每次毛的接见都是如此，
那次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妇，忙到第二天黎明。偏偏这次乔冠华就受不了
了？5、一次正常的工作怎么能使外交部长恐慌到恳求章“你不要离开我！你不
要躲着我”？短短一段文字有着这么多的不合逻辑之处，只能说章含之在这里撒
谎、诽谤了。她为什么要撒谎、诽谤？去问章含之好了，在下不敢乱猜，免担诽
谤的罪名。章确定要跟定乔之后，忐忑不安地写道：“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
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
一定是不高兴的”。章对未来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此后不久，章士钊在香港去
世，章含之去香港奔丧。在北京机场上“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
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
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
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引自《我
与乔冠华》）这里就编造的更离奇了，连谁犯错误都可以预定吗？对于可能要出
的事，就要事先表态划清界限？我辈不清楚内情，实在是被章“老师”搞得晕头
转向。
当时章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结果“（回北京后，通天朋友说）外交部已被
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晚上，冠华和老仲
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
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
系’（什么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引自《我
与乔冠华》）章含之不为所动，仍坚定地与乔保持恋人关系。“1973年夏天的这
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活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
知所指。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
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
了。”（引自《我与乔冠华》）真乃神州大地，无奇不有。
章、乔恋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强烈反对，闹的乔家昏天黑地，最后，乔的子女不得
不离家而去。对此，章说：“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
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
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
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一直到9月底他的孩子
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场畅几乎传遍京城。”（引自《我与乔冠
华》）这里章含之暗示，乔的子女是为经济利益而反对章、乔恋的。但她忘了，
乔的子女为反对章乔结合而离家出走，恰恰是放弃了一切经济利益。而把家搬空
的说法更是欲加之罪，当时那种公有住房、公有家具的外交部宿舍里，能有多少
东东可搬？章含之不会暗示乔冠华是个家藏万贯的大贪官吧。因此，乔的子女如
此强烈地反对章乔结合，决不会是经济原因，肯定另有内情。只是章含之羞于出
口罢了。
1973年秋天周恩来被毛抓住那次外交事件，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周，并要周要作深
刻检查。周当时求助于乔冠华帮忙写情况说明，乔没有答应。章含之也卷了进
去，对此她无力地辩解道：“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那是为了生存。第一
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
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
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
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
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
人。”（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她还算老实，没敢说自己挺身而出维护正
义，却滑头地用了一个含糊不清地选择句。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的心
虚。
导致章乔最终垮台的是1975年与王海容、唐闻生这两个前战友的争斗。章写道：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
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
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
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其结果是我们自
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
恰恰是自己。”（引自《我与乔冠华》）此处章不小心又说露了嘴，原来她
（他）们在1973年是“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
全”，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至于“借刀杀人”一说则是章含之自不量力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王、唐整
批乔冠华时，章含之还以为自己有着“特殊身份”：“情绪激愤说：‘不行，凭
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引自《我与乔冠华》）然后她真
的“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引自《我与乔冠
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毛就发话下来，她这是“借刀杀人”，“借中央之手
杀王、唐！”至此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一钱不值了。
是。实在是忍不住，就写了上面这些，希望类似那个女主持的年轻人们能够明白
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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